当坠楼者砸向施救人 ｜ 深度人物
记者/郭慧敏
编辑/计巍
宋玉武与路人一起拉起被子营救坠楼者（左下为宋玉武）
50岁的货车司机宋玉武每天都在“车站”街上等待自己的“好运气”。
他希望能早一点拉到当天的活儿，早一点还上买车的欠款，早一点给孩子存下买房子的钱。
6月3日这一天早上，意外比好运先到来。
听到呼救声，与路人一道拉起被子营救坠楼者，坠楼者朝着他的头砸下来——短短五分钟的热心救援，救人的宋玉武成了危重病人，他的家庭也深陷施救后的阴影中。
年轻时的宋玉武
等待好运气
坠楼女子所在的良友小区后方有一条街，那是青岛平度汽车站旧址，如今是货车司机们的聚集地——大家习惯性地称那条街为“车站”，二十几辆大小货车长期在那儿等活儿，添加剂、铝合金等货物最常出现在货车车斗里，有时，它们也装满了家具。
宋玉武便是“车站”街上的一位小型货车司机。
6月3日，宋玉武像往常一样五点多起床，吃过早饭送儿子去上学后，便赶往“车站”。每天7点之前，货车司机们会陆续开车聚集到这里。
一早见面时，他们常会钻进一个货车里唠家常：昨天拉货了没？去了哪儿？跑了多久？赚了多少？
对于“车站”的货车司机来说，接活儿大多数时候靠运气，运气不好时连着三四天都等不到订单，运气好时企业抢着找你拉货。
宋玉武每天都在等待着自己的“好运气”，这一天也不例外。
他眼下最大的愿望是赚钱给孩子买一套房，哪怕光付个首付也行。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现在孩子还小，万一他长大以后不想要这套房子该怎么办？“他就是个什么都要想周全的人”，货车司机雷斌在聊天时曾劝他实在不行就再卖掉。宋玉武还是决定先存着钱，等孩子长大了，工作也稳定了，再帮他付首付，有能力的话再帮着还还贷款。
他还常聊起自己的“烦恼”。上大学的女儿听话，学习刻苦，但是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就特别淘气，雷斌总是安慰他孩子可能正在叛逆期呢，要说服教育。
买这辆货车时，宋玉武借了四万块钱，到现在还没还上，但他和“车站”的朋友们很少提起这方面的压力，因为大家都一样，谁也帮不上谁。
6月3日这一天早上临近7点，宋玉武像往常一样在“车站”等活儿。
但意外比“好运气”先到来。
“拽不住了！拽不住了！”宋玉武停车点对面的良友小区传来呼救声。
六楼窗外，一个女人坠出来，横在窗口，窗内的男人拽着她的一条胳膊一条腿，不断地大声叫喊着。
改变命运的五分钟
一同听到呼救声的还有刘进晓和孙兆磊，他们俩都是良友小区对面开五金店的商户，店铺相邻，听见店外的呼救声双双跑到马路对面，想帮着救人。
“但其实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帮，怎么救。”孙兆磊回忆，他们听到呼救声的那一刻大约是早上6点55分。
这也恰好是刘伟国开车送孩子上学的时间。
刘伟国住在“车站”旁的一条胡同里，因为没关车窗，刚开出胡同他便听见街对面乱哄哄的，隐约有一个男人在呼救，顺着围观人群的视线，刘伟国看见了坠在六楼窗口的女人。“我是开吊车的，经常在高空作业，对这类事儿有点了解。”刘伟国顾不上管车里的孩子，下车掉头就往胡同里跑，不到一分钟，他抱着家里的被子跑了过来，喊着“快点快点！”
这时，宋玉武已经打过好几次110和120，不断在电话里重复：“这有个要跳楼的，你们赶紧过来。”
在家人和朋友的印象中，这几乎是宋玉武遇事之后的惯常反应。因为从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热心肠”成为他最突出的特点——送邻居的孩子上学，帮朋友的父亲修轮胎，“只要在能力范围之内，他就算自己的活不干也会帮忙”，妻子梁玉说，有一次邻居为了感谢他，把50块钱送到了家里，硬是被他送了回去。
六楼“拽不住了”的呼喊还在继续，刘伟国抱着被子跑到楼下，宋玉武、五金店老板孙兆磊还有几个路人都冲上来拉被子，看到哪儿有空就挤到哪儿，一团被子被迅速展开。这时，司机雷斌刚到车站停好货车，发动机的声音一落下，耳边就响起了男人的呼救声。在下车查看的短短几秒内，他看见坠在窗外的女人从男人手中掉落，人群中一阵惊叫。
如果不出意外，垂直坠落的女人也许可以落在被子里，“多一层缓冲”，而宋玉武和那些在“车站”街上出于本能去拉着被子救人的人，也至少不会在此后的生活里蒙上那一层阴影。
让人们措手不及的是，女人的身体撞上了空调外机，反弹的力量使她朝宋玉武砸了过去。
人们想往宋玉武的方向拉被子，宋玉武本人也赶紧后退了两步，但仍于事无补。“她掉下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要是大家反应快点往宋大哥那边拽，他再往后一撤就砸不到了，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来不及反应。”孙兆磊回忆。
货车司机雷斌看见坠楼女人面部朝下掉了下来，正好砸中宋玉武的头部和左侧身体，宋玉武栽倒昏迷，头上淌出血来。
而从宋玉武注意到来自六楼的呼救声算起，此时，刚过了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围观人群中有个稍微年长的人喊了一句“先别乱动”，还有年轻人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按照医生的指示买来纱布止血。这时雷斌才反应过来，他跑过去按照120医生在电话里的指导，抱起宋玉武，让他侧过身来，然后对正在帮他止血的年轻人说：“哥们儿，你照顾一下，我去他家告诉一声。”
宋玉武家中，妻子梁玉已经离家上班，因为腰间盘突出且长期失眠，她一直在家养身体，直到一个月前才找到了一份小区保洁的工作，每个月有两千块的工资贴补家用。雷斌来到宋玉武家时，只看到了他的女儿宋宁。
“你爸出事了！”听到这句话，宋宁脑袋“嗡”的一声，在雷斌的提醒下才想起给母亲打电话。
“妈，我爸被砸了......”
宋玉武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顶梁柱倒了
短短五分钟，救人的宋玉武成了危重病人。他的家庭也跟着陷入漩涡，“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就跟天塌了似的。”妻子梁玉说。
“要做好准备”，在平度市人民医院急诊室门口，医生让母女俩做好心理准备去接受有可能出现的坏结果。梁玉的腿一下子软了，瘫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救救他吧，好好的人怎么几分钟就变成这样了？”女儿宋宁在签手术同意书时甚至连字也看不清，“人家指哪我就在哪签”。
平度市人民医院诊断报告单显示，被砸后的宋玉武蛛网膜下腔出血、双侧顶部硬膜外血肿、右顶骨骨折、胸椎部分左侧横突骨折等。
因伤情严重，宋玉武于6月6日由平度市人民医院ICU转至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南院区ICU，并于18天后转到康复科继续治疗。医生嘱咐“命是保住了，但脑子恢复是个慢功夫，不能着急”。这期间，为了方便照顾宋玉武，母女俩在距离医院五百米处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下，每晚50元，儿子则由宋玉武的大哥照顾，他至今不清楚在父亲“消失”的一个多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宋玉武的家庭本不富裕，亲戚帮忙支付了三万五的急诊费用，但ICU每天八千元的开销还是没有着落，宋宁不得已在网上发起筹款。起初目标金额是二十万，但医生说“不知道会花多少，但这肯定不够”，宋宁把目标金额提到四十万，大约四五个小时钱就筹够了。后来又有病友说四十万也不一定够，但宋宁没有再增加金额，因为“不想让给我们捐款的人心里不舒服，一次又一次的（增加筹款金额）”。
事后，坠楼身亡女子的家人曾来看望过宋玉武，拿了两千块钱，说“一定不会让好心人寒心”。此后，这家人没有再出现，其所在小区的居民称：“应该是回老家了，最近都没看见他家孩子上学、放学。”
小旅馆的床上放着一箱方便面——那是一家企业送给“英雄”父亲的慰问品——它现在成了宋宁的书桌，上面长期摊着没补完的作业。她今年大二，学校的网课学习因父亲受伤被打断，媒体采访、办理住院和转院手续、预约各项检查，接连不断的事情把她的每一天塞得满满当当，就连部分期末考试也不得不办理缓考。
旅馆的房间隔音不好，隔壁住着一对来看病的夫妻，有一天宋宁听见他们给家里的女儿打电话，嘱咐女儿吃完东西要刷牙、要多吃水果、看电视不要太晚……跟父亲平时嘱咐她的语气一模一样。她心里酸酸的，“曾经对我说这些话的人现在躺在那儿了，我再也不是一个孩子了。”
因为疫情原因，医院只允许一个家属陪护。每天早上七点刚过，梁玉要赶到病房为宋玉武擦身体、洗床单、翻身，抢着跟护工干活，生怕把护工“累跑”，“这已经是第二个护工了，第一个不知道为啥没干几天就走了”。为了照顾丈夫，梁玉辞去了刚做了一个月的工作。
宋玉武现在仍认不出妻女，也无法正常说话，只能“啊啊啊”地喊或是说些“胡话”，激动起来会捶打自己，想要拔掉插在身上的氧气管、尿管。
宋宁觉得这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父亲了。
她看过好多遍事发时的视频，但都是打着码的，因为“受不了刺激”。她迫切地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在她眼里，“救人”这两个字根本不足以解释一个父亲的倒下。
坠楼者砸向宋玉武后掉落在药店门口
“难道眼睁睁看着吗？”
事发当天晚上，刘伟国的妻子回家之后问他被子怎么没了？他有些回避地说：“没了就没了吧。”坠楼女子的死亡和宋玉武的重伤让这个救人者觉得沮丧，虽然他一早就预料到因为楼层太高，不一定能把人完完整整救下来，但被子起码能起到一点缓冲的作用。
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没救下来，又砸倒一个。
刘进晓当时也觉得被子差不多能接得住，因为当时大家抻得都特别紧，要是坠楼女人正好掉在被子上，也许能保住一条命。他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自己别无选择，“当时也没考虑会砸到谁，来不及想那么多，就想让那个人活下来”。
北京市房山消防支队工作人员黄文红之前从未碰到过用被子接人的案例，他认为在坠楼事件中，普通人想要施救难度很大，除了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拨打119、120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尤其当跳楼者为成年人时，如果用手或者被子去接，很容易导致施救者本身的伤亡。即使跳楼者是五六岁的小孩，如果楼层过高，或者坠落姿势是面部朝下，普通人施救的成功率也极低。
“没有固定的体重或者高度标准，救人这种事情有时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黄文红说，营救跳楼者不像水域救援，只要水性好就有救援成功的可能，坠楼由于速度太快，冲击力太大，普通人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很难进行救援。
专业的消防救援设备包括救生绳索和气垫，施救时要将绳索绑在救援人员身上，吊在跳楼者上一层或者同层，趁其不注意将其抱回安全位置。专业的救生气垫充气完毕大约可承受150斤以内的人从20米（约6层楼）的高度坠落，黄文红称这是理想状态中的冲击力上限。实际上，救援还受到多方因素限制，如小区绿化带是否会阻碍气垫铺开，空调外机是否会改变坠楼方向以及坠楼者自身的姿势等，“要是趴着掉下来，别说20米，10米也不一定能救下来”。
刘伟国并不后悔参与了那场救援，“看到别人有危险，肯定是要伸出援手的，要是大家都躲在自己家里过小日子，什么都不管，这个社会也就没什么正义了”。
也有施救者一直被这件事情困扰着。
从孙兆磊位于“车站”街的五金店望出去，是一排茂密的梧桐树，它们遮挡住了事发时六楼的窗口——那个他一直避免再去看见的地方。他总会因此想起“宋玉武头朝西仰着，鲜血向外蔓延”的画面，那层阴影始终没有散去。
宋玉武被砸的一瞬间，拉着被子的孙兆磊大脑一片空白，愣在那不知道能做什么。他盯着宋玉武，围着血迹绕了一圈，没等120来就匆忙回到五金店。事后回想，他觉得他们的施救方法并不科学，但事发突然，一群普通人除了被子又别无选择，“就像看到小孩被冲到河里，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吗？”
而对于50岁的宋玉武以及他背后的家庭而言，这层阴影不仅挥之不去，也无处躲藏。提起丈夫的病情，梁玉习惯性叹气，“我相信他不会后悔去救人，但我更希望他是个对家庭负责的普通人，两个孩子还小，他要是清醒不过来我们怎么办？”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梁玉、宋宁、雷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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